作者：戚卓发

　　如今我已进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当1956年我进入北京工业学院时，正是这个年龄段，是人生观树立的时期。回想在京工这五年感慨万分，五年中学校给了我些什么呢？

热爱祖国，立志报国

　　我在高中三年级时是一心要学医的，但是青岛二中极力保荐下考到京工来了。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对所学专业也了解不多，所以大一时我就闹专业情绪，认为学军工不如学医好，京工校园环境不及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美丽，北京气候干燥常让我流鼻血，天空也不如青岛那样清澈。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所以就失眠多病。学校为了让我们热爱自己的专业，每隔几周就请一位将军给我们作报告，以他们亲身经历来教导我们。我记得来院作过报告的将军有陈赓大将、许光达大将、甘世淇上将、张爱萍上将、张宗逊上将、陈沂少将、李贞少将等。还组织我们到高炮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等去参观，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使我最受感动的是在海军司令部参观时，一位讲解员告诉我们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就是从海上入侵中国，让满清政府割地赔款。这使我想起小学上历史课时，教师和学生都声泪俱下的情况。魏思文院长也对我们讲过，他是如何在恽代英的带领下，走上为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上来的。这些教育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树立了要为祖国和民族富强而奋斗的决心，这也是我祖父和父亲那一代人的理想。我由不热爱军工专业转变到热爱军工专业，“我们今天多努力一点，前方战士就少牺牲一些”是激励我学习的动力。只有你热爱了你的专业，你就会安心学习，专心于它，迷恋于它，才会学好专业，为将来出成果、出人才打下基础。

敢想敢干，有创新精神

　　在校期间我参加了两个大的科研项目，一是“天象仪”的研制。北京天文馆的天象仪是从东德引进的，当时东德还是友好国家，仪器出了毛病后，东德就派两名工程师来，将门倒锁进行修理，修好后还要加上铅封，目的是对我国保密。

　　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后，晚上同学们总想看见卫星从自己的头上飞过，头仰的高高的。魏院长批评说：“不要仰头看天，要低头读书。兄弟的就是兄弟的，苏联卫星不是中国自己的，只有自己有才算真有。”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才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道理。天象仪的研制背景就是要自力更生。在天象仪研制中我们班从事星图坐标的计算，那时什么都不懂，依据什么定理，什么公式，从何处入手？学校派我到清华请教赵访熊教授，赵又要我去找北大的段学复教授，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一大批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天文年鉴》，依年鉴上的数据进行计算。我又拿了魏院长的条子到军事测绘学院借了一大批手摇计算器和两台电动计算机。此外，我和郑福隆在张万秀的领导下还从事星图摄影工作，这也是个难题，因为星图就是点在玻璃板上的小白点，最大的直径也不过0.5mm，比苍蝇巴巴还要小，一块底板上有数百个大小不同的白点，要保证一定的比例，更要保证黑白反差，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这是照相技术中一大难题。为此，在学校帮助下通过文化部电影局（司徒慧敏司长）、总后勤部（张宗逊上将）我们到中央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故宫博物院、一个儿童刊物印刷厂和天津一家生产照相干板（玻璃板）的企业去学艺请教拍摄技术，但都因不是反差达不到要求，就是底板的杂质太多，或者因静电效应底板上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划痕和纹路等而达不到要求。在张万秀的带动下我们对各种照相底板，各种显影液、定影液的配方，各种操作环境进行了试验，终于找到一套工作程序。譬如：将灯打到玻璃板上总会反光的，我们就根据物理学中的黑匣子原理，将玻璃板放在用黑布围成的一个黑匣子内，将多余的光吸收掉；用普通的灯泡打到玻璃板时会出现照度不均现象，我们就采用了两台排丝灯，以45度角射到玻璃板上；采用德国高灵敏度、高反差的底片（后在张宗逊上将批示下，我拿着他的条子，到空军后勤部要来苏产侦察机用的高灵敏度底片）；在装卸底片和冲洗时都戴上细白纱手套，以防止汗液和指纹印到底片上；在全黑的环境中装卸底片和采取定时显影（起初是一个人在暗室内操作，另一人在暗室门外进行计时），显影液和定影液严格控制在同一个温度；摄影间和暗室绝对清洁，尤其是不能有浮尘。这一套工作程序，是在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中得出来的。通过这个项目，让我懂得既要有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又要有严肃认真的科研态度、严密的工作方法和严格的推理和论证。这些是在“天象仪”科研工作中最大的体会，它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是后来工作取得成果的关键。

　　第二项科研工作是参加电子模拟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在张金烈、刘炳尧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怎样查资料，怎样做实验，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分析和解决问题。那时白天做实验，晚上总要想一遍：今天成功了是什么原因？失败了又是什么原因？明天我该做些什么工作。这个习惯贯穿了我一生，在后来科研中，一些问题的解决是在晚上突然“灵感”出现时解决的。

　　在京工五年让我知道学无止境，在科研道路上既要有理论的积蓄，又要有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了吃苦耐劳、不怕失败，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学校中劳动是多的，如太平庄挖水库，十三陵修水库，西山哄麻雀，顺义割小麦，颐和园旁收水稻……。那时要改造思想，即使累的站不起来，腰痛的直不起身，手磨破了，就跪在地上，咬着牙，泡在水中也要干。从小我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在“天象仪”照相工作中，试验失败上百次，人都熬成雀目眼，半夜回宿舍时有时就掉到水沟里，坐公共汽车手握吊环就睡着了，到了站被售票员叫醒，我有过动摇想放弃的想法，但是在头头的带领下，千方百计领着，甚至于哄着我们干，最终问题解决了。我从头头的身上学了好的作风和品质。我在化物所23年做了22年的课题负责人，在市里还兼任过几年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遇到的难题一个接一个，就是这种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着我。

实事求是

　　那些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大呼悠，人民公社一提出来北京著名的大学都改名为“××大学人民公社”，唯独我院不改名，党委副书记刘雪初讲：“我们学院是国有制，不能下滑到集体所有制”。学校内有些班级将同学的私有财产集到一起，名为“学徐水县”要“一大二公”，这个行动也被院党委给制止了，说：“我们不能一个晚上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毕业前夕，学校清理了五年来学生的档案，并向被斗的同学赔礼道歉，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毕业典礼上魏院长讲：“到了新单位时要向老同志、老专家学习，告诉他们虽然我在大学学了五年，但由于政治运动过多，学的并不踏实”。我离校时系党总支唐书记还送了我一本《论党》，让我学会如何做人。学校和系领导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我五十多年的生活和工作中我本着这个原则做人，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在文革中宁可上台挨斗也不说违心话，1976年中科院将胡耀邦和李昌拉到我所批斗，还要到我组来批，我和组长一起，以不能泄密为由拒绝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财政部出台文件，把微型机列入社会集团购买名单中，我认为这将妨害我国新技术的发展，就写信给李鹏总理阐明我的观点，要求废弃这个文件，不久财政部和国家科委给我复信，废弃了这个文件。

　　至今，我还在怀念魏思文院长、刘雪初书记、唐副书记和张万秀同学，他们是真革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参加工作后，第二位顶头上司朱葆林先生告诫我：“大学五年仅给你一个基础，今后你要工作四、五十年，不要被这五年所学限制了。”他的话是对的，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学习，但是人最基本的东西，尤其是做人的道理是在大学形成的。一个好的校风能培养出一大批良材。我庆幸能在今生中被录取到北京工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