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值此学校7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特别怀念为学校建设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辈们，特别怀念北京理工大学精神风骨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徐特立老院长。《现代圣人徐特立》（师秋朗著，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一书记载了徐老光辉的一生，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徐老担任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院长期间的经历。校报自本期起将陆续刊登此书相关内容，以纪念徐老为中国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和自然科学院建设发展做出的丰功伟绩，以鼓励师生重温历史、牢记教诲、见贤思齐、激情进取、再创佳绩！

　　1940年8月12日，徐老一行到达延安。13日，正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三科（即各县、区的教育科）科长会议开幕，徐老不顾长途跋涉劳累，赶去参加会议，并致词。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会间，他又做了《各科教学法》的专题报告，使与会者满载而归。

　　从此，徐老穿梭于学校、学术团体和工厂之间。担任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在对各方面工作的指导中，格外重视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他为两年制师范教育亲自起草了自然课程标准和教材大纲。当时延安已集中了一批科技人才，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不久又改为自然科学院，招收学生。徐老写了《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文，载于《中国文化》1940年第二卷第四期。该文首先提出科学的任务：“就总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科学替抗战建国服务并不是缩小科学的范围，也不是降低研究的程度，相反的，而是加强理论的物质基础和加强技术的理论指导，同时把理论和技术在生产上和大众联系起来，在研究自然科学时，同时研究生产方法和方式。”“科学从生产出发，一方面加强了我们的国力，另一方面又帮助了科学自身的发展。”

　　关于“研究科学的方式”，他从当时物质条件“惊人的缺乏”这一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充分利用图书资料和仪器的措施。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他认为从苏联的经验和边区的实际论证了理论联系实际是基本的方法。最后写道：“科学每一日都在发展中，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不是固定的，现在提出的只是开步走的问题，前面的行程还需要随时找向导。”

　　年终时，徐老被任命为自然科学院院长。

    1938 年—1939 年，从国民党地区先后到达延安的高级、中级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数量，为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附属于边区银行。

　　鉴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缺乏自己的科技人才而吃了大亏的教训；为了全国胜利后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于是中央决定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成立自然科学院。

　　自然科学院筹建过程中的院长，是由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并管财经的李富春兼任。在当时的条件下，筹建一所自然科学的大学，谈何容易！

　　宋庆龄为抗战而吸收华侨和国际友人的人力、物力、财力，创办了中外闻名的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对延安的教育事业和工业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援。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988 年逝世于北京）以工合的名义数次到延安。她的母亲仍在本国新西兰，却以自己1 万美元的养老金捐献给自然科学院，作为筹办经费。80 岁的老太太还骑上自行车到处奔忙，为中国的抗战募捐。

　　周恩来在重庆也尽力为自然科学院搜集书籍器材，但很难带进边区。

　　有些科技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到国统区的大城市去购买器材，刘公诚（现国家建设部）、聂春荣（中国科协）、陈宝诚（已故）等不避艰险采购过器材。有的献出了生命，如王克、吴志超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自然科学院办起来了，学生也到了，正好徐老回到延安，接替了李富春任院长。教学秩序迅速建立起来了。陈康白和自己敬重的老师共事，格外高兴。此外还有留德博士屈伯川任教务长（现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以及一大批在大学任过教和大学毕业的一批人成为教学骨干。

　　学生大体分三部分：大学部，人数不多，四个系（化学、物理、地矿、生物），每系只有学员五六名，系从国统区来的高中毕业和大学未毕业的学生；预科两班60 余人，系从国统区来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生，他们经过基础课的充实之后即可升入大学；还有数百人的补习班，相当于初中，成分主要是边区自己培养的小学毕业生，工作岗位上相当水平的少年，也有部分从国统区来的青少年。其中有较多的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还有一个医训班，白求恩医科大学成立以后这个班并入了医大。

　　交代这些背景，因为和当时的争论有关，和徐老的见解有关。

　　到1940 年，我们年轻的党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重视教育，中等、高等学校办过不少，但基本都是培养军事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办自然科学院，却是破天荒头一次，也算新事物吧。尤其是中国历来只有富家子弟才能上大学，无产阶级也要掌握自然科学，许多人，包括工农干部一时也认识不到必要性；而当前要紧的是抗日，是打仗，那些ABC 什么时候用的上？这是当时一部分干部中的看法，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一位相当负责的干部，认为杜甫川（自然科学院院址）那么优美，办个干部疗养院也比办自然科学院强， 于是请徐老吃饭，想得到徐老的配合，徐老谢绝了“美意”，他方知徐老不会让步。

　　另一些不同看法，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生产部门工作的干部，认为没有必要从中学开始培养科技人才，不如把这些中小学毕业生送到工厂当学徒，就能很快发挥作用，现有的大学教授、教师等都应该到生产部门去发挥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大学是要办的，但只有像大后方（国统区）那样的大学才是大学，我们却不具备那些条件。前一种认为不必办，后一种要办又办不了，结局一样，都是不办。

　　徐老一方面和人们广泛交谈，听取意见，沟通思想，一方面坚持办好自然科学院。

　　在他的倡导下，1940 年2月自然科学院研究会成立，并发表了宣言，宣言中 写道：“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集中自然科学界同志，互相交换意见，共同解 决自然科学理论和应用上的问题……， 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与充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到了1941年，地质学会、 医药学会、生物学会、机电学会、化学学会、数理学会等相继成立。举行年会、发表论文、考察、展览、观察日蚀等活动很多，《解放日报》也不乏报道，科技人员情绪高涨。

　　由于人才集中，自然科学院的教师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为边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例如：陕甘宁边区书、报的印刷量很大，可是纸张奇缺。教员华寿俊 （现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研究成功用马兰草造纸，马兰草是陕北满山遍 野的野生植物，用它造纸并无先例，试验成功，当即投入生产，解决了边区的用纸。关系到边区经济命脉的盐，因连续大雨，盐池产不出盐来，华寿俊、陈康白、陈宝诚到了定边，实地考察，并向盐民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简便易行的好办法，不仅产量稳定提高，而且所产的盐基本是精盐。华寿俊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时，到安塞振华造纸厂遇到了朱德总司令，朱德知道他发明马兰草造纸之后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很是高兴，随即在华寿俊的笔记本里写下了“我们的发明家”几个字。边区的玻璃制品奇缺，搞科学实验要用玻璃试管、烧杯，三角瓶等，医院也用这些器皿，晚间照明用的煤油灯，没有灯罩，光冒黑烟，等等。为解决这些急需，本是油类工业专家的林华（国家计委副主任） 教员承担了试制玻璃的任务，在缺乏参考书、缺乏原材料、缺乏技术工人的条件下，他跑了多少沟，翻了多少山，找到了原材料，经过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试制成功。后来刘威一（西北工学院原院长，己故）任玻璃厂厂长。《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林华同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华寿俊和王士珍（女，华寿俊的爱人、 西安光机研究所所长）还从野生植物和黑豆皮中提取染料成功，可制出酱红、青 灰、咖啡色、绿色、血青、元青、青灰、墨绿 等色。解决棉布困难，李丹（中国情报所 重庆分所所长）、华寿俊、王士珍共同研究用边区产量甚丰的麻提取麻纤维制成麻棉布。朱德提出需要一块既可练兵，又能生产的场所，生物教员乐天宇（已故） 等同志在考察陕北植被时，发现了南泥湾，向中央报告被采纳，南泥湾从此出了名。陕北很少有钟表，个别带手表的人， 时间不准了也无法对正，青年教员江天成（原国家建委化工轻工局局长）为几个大单位制作了日晷，只要有太阳，一年四季都是十分准确的。其它诸如帮助建立火柴厂、日用化工厂，考察植物、矿藏等 弄清家底，制作标本，开展览会，科普教 育等等，一时也说不尽。

　　尽管自然科院为边区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解决了那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似乎人们原来怎么想，还是怎么想。

　　最不爱写文章的徐老，1941年9 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发展，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它不仅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

　　他在分析了全国（包括国统区和边 区）的科技事业和教育的状况后写道：

　　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 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利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 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抓住中心的一环，又照顾到锁链的全面，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详细的调查，反之，如果粗枝大叶而为之，与枝枝节节而为之，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的，同时也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

　　在说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自然科学，以及科学家如何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之后，又说：

　　科学家还应该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 如果当没有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

　　李维汉同志在《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一文中说：“徐老“力排众议，坚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在这里可见一斑。

　　徐老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原则上的争论，应该发展，因为只有争论才会有新的理论产生出来。”而当时“……这些问题，性质既复杂又无专门机关来解决，于是只有争论，没有结论，因而影响科学界的负责人举棋不定。对于科学的一切建设，在某些部门旋定旋废，在无原则的变更下，一方面促进科学的前进，另一方面又引起它的后退。我希望科学界发展争论，在理论上不做最后的结论，但实际工作必须做出正确的结论，以便有规律地进行工作。”（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现代圣人徐特立》，师秋朗著，红旗出版社，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