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上午，由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北理工“百家大讲堂”（第165期）暨马克思主义论坛2019年第1讲在良乡校区丹枫C325举行。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汪利平教授受邀作主题讲座。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全体研究生和部分教师以及其他学院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兼校团委副书记张雷主持。

　　汪利平教授以《时移势易：中国改革开放和西方中国研究态度的转变》为题，介绍了西方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阶段对中国近现代史乃至整个中国通史研究态度的转变，并分析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态度发生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前西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研究模式为“解释革命”，改革开放以后转变为“解释现代化”，即开始侧重研究中国在各个领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尝试和努力、改革开放前后重大政策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等。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现实因素，在于中国自身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抉择，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汪利平教授还结合自己在现代化视野下开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回答了师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交叉融合、近年来美国学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新变化、美国学者关于所谓“中国威胁论”观点的研究等问题。

　　汪利平教授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以严谨的语言和缜密的逻辑阐释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研究的有关问题，拓宽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国际视野，对于广大师生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深具激励作用，全体师生一致表示受益匪浅。讲座结束后，张雷老师向汪利平教授颁发了北京理工大学“百家大讲堂”纪念证书。

【主讲人简介】

　　汪利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史和区域社会史。在《中国社会科学》《亚洲研究》《国际汉学》等重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附部分师生心得：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宋珊珊：有幸聆听汪教授讲座，感受颇深。汪教授从自身留学美国和日本的学术研究和生活谈起，呈现出两个发达国家在教育制度层面的差异，以及进行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方法的不同。同时，汪教授结合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从1950年到8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的不断转变过程，诠释出历史学的学术方法论，这与哲学、经济学既有相同点，亦存在独特之道。历史学同样重视理论阐释，但理论必须以实证考究为基础，强调史与论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研究生谢其奇：其中让我感悟最深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际史学界对新中国的未来还持有怀疑态度；但在随后的70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取得了无数令世界瞩目的成果。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成就与中国道路正确的彰显，使得国际史学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都客观的予以肯定、加以研究并进行学习。所以我们要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8级研究生江东航：汪教授通过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时间，为我们建构出了西方学界对中国近现代的研究之脉络与思想转变之过程，为我们了解与研究中国社会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带来了许多启发。在讲述过程中，汪教授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深令我十分敬佩，既可关注某一个点，详尽阐述，也可以跳出局限，把握大局。而对于西方学术视角的介绍也可以既聚焦于某一位学者，也可以宏观分析整个思潮。并且不只阐述观点与表面现象，也能佐以详尽的史料，结合个人学术经历来分析清楚问题之本质，汪教授之学者风范可见一斑，需要我们来认真学习。虽然讲座时间很短，但是受益匪浅，对我本人日常的学术研究也有着启发式的作用！

　　睿信书院2018级本科生李辉：汪教授以时间为轴，简要分析了各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方向，尤其突出了改革开放对西方视角的影响。讲座内容通俗易懂，让人受益匪浅，使我的视野更加开阔。我了解到时代变迁对西方学者研究方向与观点的影响。时移事易，观点与理念在不断改进发展，我们可以借助他人视角审视自身，发展自己。同时，身为学生，我们也要具备踏实的功底与革新精神，顺应时代变迁，才可更好地投身学习研究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