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专家毛二可教授及其创新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雷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千里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达首次在战争中发挥威力，从那以后，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雷达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纷纷投入巨大的力量来研究雷达。如今，雷达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国防、航天、航海、地形测量、气象等各个领域，雷达科研不断进步。国内不少实力强大的科研院所都着力在这一领域抢占高峰。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是依托于高校的小规模研究所，却在强手如云、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发挥智力密集型的优势，在研制新体制雷达上下功夫，争得了一席之地，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肯定与认可。该所能取得如此成就，作为该所原所长的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专家毛二可功不可没。

科学报国，五十余载情系雷达

    毛二可院士与雷达的不解之缘，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年。那一年，正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高中的毛二可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协会，自己动手装配出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开始从浩瀚的天宇中捕捉神秘的电波。四年后，他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电机系。1953年，因国防建设的需要，他所在的班级改学雷达专业，于是他成了当时全国地方院校中第一个开设雷达专业的第一批大学生。从此，他的一生便紧紧与雷达科学联系在一起，与新中国的雷达事业联系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新中国蓬勃火热的建设年代，年轻的毛二可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立下了献身科学、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终身的志向。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品学兼优，是全校公认的尖子学生之一。还在学习阶段的他直接参与了当时在苏联专家帮助下雷达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使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现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成为我国雷达事业发展的重要基地。1956年，在毕业设计阶段，以他为主的几个同学成功地完成了电视实验发射中心的研究设计，取得了邮电部颁发的我国第一个电视频道的执照。1958年在他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又在学校建成国内第一家实验用电视发射台。
    六七十年代，由于时局动荡，毛二可的科研工作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身处逆境的毛二可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尽管在那时，再多的科研成果也不能给毛二可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但他却依然执著地奋斗在科研一线。不能直接从事雷达研究，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就主动开始了在雷达及通讯系统中有重要作用的测试仪器“高频相位计”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高频相位计”终于研制成功，从而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
    文革结束后，毛二可也迎来了自己科研事业的春天。他和科研组的同志们誓言“拼命干，把过去动乱年代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们辛勤耕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高难课题，硕果累累。1978年，“新型十公分稳定振荡器”获全国科技大会表彰，1981年“用CCD做对消器的微波雷达动目标显示系统”获国防科工委重大技术革新二等奖……20多年来，毛二可教授领导的雷达研究室共获得国家发明奖6项，省部级重大科技进步奖17项。其中“模数混合动目标显示系统”获1987年国家发明二等奖，是当年军用电子学领域国家级最高奖。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的“全数字化波形分析动目标信号处理机”研制成功，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多年来的科研成果固然丰硕，毛二可教授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是有目共睹。在他身上，随处可见一位老科技工作者的闪光点。
    60岁以前，他一直保持着每周7个工作日，晚上加班加点，寒暑假、节假日不休息的作息习惯。60岁以后，仍然坚持正常上班。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海边靶场做试验，夏顶烈日、冬冒寒风，年事已高的他也坚持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为了方便在靶场的工作，他还在年过花甲时学会了开车。
    对于所得到的成就，他说：“我只不过是一直没离开过雷达这个专业，经验多一些，而且喜欢做科研。” 他的学生们也发现，只要谁要跟毛院士说起雷达，他经常会在兴趣盎然的讨论中忘却了吃饭的时间。
    对于得到的诸多荣誉，他一再表示，成绩是科研集体共同努力取得的，他只是集体的一员。对于外界的种种褒奖和赞誉，毛二可都淡然处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毛二可诚恳地说：对于专业外的事情我总是不太在意。“文革”时批判我走“白专道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像大字报里说的那么坏。后来又有不少媒体报道我、表彰我，我觉得自己也不像文章里写的那么好。我一直是在干着自己觉得应该干，也乐于干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在专业上干出一些成绩，也主要在于我一直心无旁骛，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科研工作。
    而对于院士的身份，毛二可教授谦逊地表示：“其实我只是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只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国家就给了这么大的荣誉，自己还是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希望社会不要对院士过于追捧。一个搞科研的人，只要有一般的生活条件，能安心地做学问，也就满足了。”

求实创新，走出雷达科研发展的新路

    创新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灵魂。在科学研究中，毛二可院士之所以能不断做出成绩，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从实践中，从我国国防建设的亟待需求中，特别是从部队对雷达新技术的迫切期待中，敏锐地找到创新点，长期不懈地坚持科研攻关，并且重在积累。一方面，他重视理论学习，不断地跟随科技发展学习研究新理论，一方面，他应用理论来解决有关雷达的实际问题。
    微波雷达动目标显示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重要课题，他急国家之所急，开展了雷达反无源干扰的应用研究。在八十年代，为了研究雷达抗无源干扰的技术，他领导课题组坚持奋战多年，系统地解决了与之相关的多个技术问题。他们根据当时的器件水平，用模数混合的电路技术实现动目标检测，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随着器件及理论的发展，他又提出了全数字化的基于波形分析的动目标信号处理机的思想，经过课题组同志奋战数年，终于成功地用到多种型号雷达上。1993年，部队某单位提出一项靶场测量设备的研制任务，该类型设备在世界上尚无成熟先例。毛二可教授领导课题组奋战6年，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这个课题研制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由于没有先例，从系统构成、各分机相互关联以及算法匹配，一个难关接一个难关，几次陷于几乎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每当这种时候，都是他发现系统问题所在，并提出巧妙的验证办法及解决对策。
    他特别注重使科研成果应用到部队装备中，解决实际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高稳定本振源”等三项成果，使转产单位产值上千万元；“电荷耦合快慢钟”项目成果，使某厂积压的四十多部雷达得以更新出厂，价值4,000余万元。九十年代他主持完成的某项科研项目的研制成功，获国家发明三等奖，已推广到几种重要的雷达设备中，部分装备还出口到了国外。
    毛院士脱离了领导岗位后，更加专注于雷达前沿技术的研究。根据实际应用中雷达的发展趋势，立足于研究所的现实情况，他提出了合成宽带高分辨雷达、全时空雷达、相控阵雷达、矢量脱靶量测量系统、分布式相参雷达、高速实时信号处理等新体制雷达的研制方向。经过雷达研究所创新团队的研发，新体制雷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成效，有的已经应用在国防建设中。该所的研究人员在出国交流时，发现毛二可院士从国情出发所进行的新体制雷达的研发，已经和国外同行所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雷达前沿技术问题不谋而合，这也说明在雷达技术的研究上，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高瞻远瞩，建立和培养创新学术团队

    作为奋斗在国防科技战线和高等教育战线的科学家，毛二可教授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所做出的科研成就，而且还在于他建立和培养了一支有凝聚力和团结协作、自主创新能力的科研梯队，为国防科技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后备军和生力军。这是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之一。
    毛二可教授很早就认识到，高校除了进行知识创新外，更要完成技术创新的艰巨任务，而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一支高素质创新团队的建立。一名教授带几个研究生的分散研究模式，比较适合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是要搞综合性的大项目，进行工程研究和技术创新，相互交流的面显得过于狭窄，五六个人的课题组，难以有大作为。他认为，目前学科交叉互相渗透，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要想在科研战线承接比较大的项目，解决比较大的困难，必须要有一支团结的、能打硬仗的队伍。这支队伍应当是在长期科研攻关中锻炼形成的、经得起考验的集体，各个成员互相取长补短，形成整体优势。二十多年来，毛二可教授与其它同志亲密合作，在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初步建立了这样一支比较稳定的科研队伍——由35名教师、110名博士、140名硕士生组成的科研创新梯队。这支队伍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作风，为科研事业做出了贡献。而这支队伍的建成，包含着毛二可和老同志们大量的心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科研院所待遇较低，大量人才流向社会，新成立不久的雷达研究所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境。毛二可教授为此焦急万分。为了留住人才，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地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将研究所的奖金和科研提成全部用来帮助青年骨干教师支付购房首期付款；由研究所出钱为从外地进京的博士高梅国租房子，他还亲自为高梅国办理户口调入手续。另一方面，他竭尽所能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获奖人员名单和学术论文署名，他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学生后面，甚至不署名；学校为院士专门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他让给青年教师及博士生作为工作室。他尤其注重选拔培养基础好、事业心强、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好苗子为青年学科带头人。他经常说：“雷达技术研究所只有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青年学术骨干，才能使事业不断发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一席之地。”博士高梅国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在研制“波形分析动目标跟踪处理机”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毕业后，开始去的一个单位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毛二可教授立即向校领导反映情况，把他调回学校工作。高梅国到学校工作后，已完成多项重大课题，发挥了骨干作用。现在他正从事一项新体制雷达研究项目，军队对其进度“非常满意”。青年博士龙腾学术思想活跃，水平高，组织能力强。在他尚未毕业时，毛二可教授多次找他谈心，动员他留校工作。龙腾教授在毛二可教授关心与帮助下，在雷达精确制导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成为研究所的骨干。现在，龙腾已经接过所长职务。博士后吴嗣亮教授在现代信号处理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参与某靶场测试设备研制中，对系统的信号处理算法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提出的模型和软件算法大大提高了系统功能，测量精度超过预计指标。博士后赵保军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另辟蹊径，为研究所在图像检测识别跟踪等方面，嫁接出3个新技术增长点。这几位博士的成长都凝聚着毛二可教授的心血与希望。
    毛二可院士不赞成那种“功成身退”、不培养青年人的观点，也不赞成那种对青年人不放心、不敢放手把担子交给青年人的思想。为了使青年人更快成长，毛二可教授主动提出自己退居二线，让青年人挑担子，自己甘愿做人梯。他协助他们制订方案，讨论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而把研究成果归于青年同志。为了让年青人成长，他还主动从研究所领导岗位退下来，放手让年青同志管理所里的事务。正是在他的带动及关心下，雷达技术研究所青年学科带头人队伍已初步形成，正在茁壮成长。
    而对这个创新团队影响最大的是：毛二可不懈的科学追求精神和谦虚朴实的作风。博士后吴嗣亮进行“靶场测量装置”研究，在试验船上的海军炊事员被颠簸得狂吐不止，躺下不能工作，他啃着方便面，坚持做试验，取得的成果使“装置”精度超过军方要求的一倍，应用范围扩大到可以覆盖陆海空各个领域。而年轻的博士们，现在同毛二可院士当年一样，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3个单元：上午8到12点；下午2到6点；晚间8到11点。青年女博士侯舒娟正发高烧时收到军方外场实验基地发来的紧急通知，她没有丝毫犹豫，拔掉输液管，长途跋涉5个多小时，赶到指定地点，从午后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年轻的博士生姚迪放弃假期休息，住简易招待所，一日三餐吃盒饭，在地面40多度、机舱内50多度的环境做实验，圆满完成“863”计划的一个项目任务。
    在毛二可院士的感召和带领下，这个创新团体呈现出可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一个青年博士所说：“我舍不得离开这个集体。”

    如今，年事渐高的毛二可院士仍然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他说：“过去我有好的想法，但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现在，我院士的身份能为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科研条件；过去的想法也能给他们一些启发；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还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年纪大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还能在这岗位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工作的激情使他不显老态，仿佛焕发出别样的青春。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七十年如白驹过隙般短暂，而对于年逾古稀的毛二可院士来说，他的生命历程没有丝毫的浪费，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生命对每一个人只有一次，只有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才是有意义的，才没有虚度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