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白描:我们的延安作风!


【编者按】为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面向抗战胜利80周年和建校85周年,党委宣传部、档案馆(校史馆)特策划推出本期报道,从校史资料中抽选出六个生动片段,以老校友回忆的白描笔触,原汁原味地展现我校延安办学时期形成的良好校风学风,以期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弘扬继承优良办学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加强作风建设,为推动办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群众大会上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勾勒出干部清正、政治清明、上上下下艰苦奋斗、党群干群关系和谐的生动图景,史称“延安作风”。

——《“延安作风”何以打败“西安作风”》(《学习时报》2025年4月25日5版 )

85年前,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创建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自然科学院,开启了党领导自然科学事业和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先河。

回首创校之际的筚路蓝缕,无论是书写在自制黑板和马兰草纸上的宝贵学识,还是活跃在窑洞里、油灯下、山野间、机器前的勤奋身影,都为一代代北理工人注入了永恒的红色基因。

岁月荏苒,从延安杜甫川的排排窑洞,到今天的“万亩校园”,一条融入北理工人思想深处的“延安根脉”始终不变,我们的延安作风历久弥新。

白描之一:米汤浆纸

延安办学时期,条件十分艰苦,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自己动手做黑板、做粉笔、做墨水,就连一张草纸也是正反面都要用,尽量节省每一张纸。教师们自己动手写教材、刻蜡版、印讲义、做生物标本、造实验仪器,全力保障教学需要。

在马兰草纸研制成功以后,边区的各个造纸厂都选用这种技术大量生产纸张,满足了边区各方面的用纸需求,自然科学院师生们的学习用纸也得到保障。但因马兰草纸的纤维较多、纹理粗糙,同学们在用钢笔书写时,容易产生笔迹渗透、模糊不清的情况。为改善纸张书写效果、节省资源,同学们想出了一个奇特的办法:他们把米汤积攒下来,用米汤将马兰草纸浸透,然后贴在墙上晾干,待纸张干透后再揭下来裁剪、装订成笔记本,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纸张容易渗透的问题,同时极大地节省了纸张资源。有的师生甚至将马兰草纸正反两面写满蝇头小楷,就连刻蜡版时的草稿都反复推敲。

白描之二:徐老的“冥想法”

1941年1月,徐特立担任自然科学院第二任院长,并仍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老每天除了行政工作之外,还要给学生讲课,编写教材或讲义,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老还不忘学习,他总是利用晚上睡觉前或者早上起床前的时间刻苦研读、苦思冥想,他把这种方法叫“冥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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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徐老和群众在一起

徐老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醒来得很早,常常天色微明或还没有亮就醒来了。但他醒来后总是躺在床上冥想一阵子。他冥想的问题很多,有工作中的,有读书中遇见的,还有同志们提出的。有时,把一个问题想通了,有了新的见解和心得,感到豁然开朗,他就立即披衣下床,点起油灯,把想到的记下来。他经常兴奋地把冥想所得到的东西谈给周围的同志们听,和他们讨论、交换意见。他说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好方法。晚上,小豆油灯没油了,他就躺在炕上想问题。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把想到的问题记到笔记上。通过这种“冥想法”,徐老得益匪浅,他思想中的许多宝贵东西,就是靠夜晚和黎明前的“冥想”悟出来的。

白描之三:窑火丹心

1940年底,植物油专家林华来到延安,成为自然科学院化学系教师。此时,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上级给林华安排了制造玻璃的任务。林华虽然是学化学出身,但从未制造过玻璃,带着自力更生的信念,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

足足五个月,林华“一人一马”深入边区,向老百姓打听询问玻璃原料产地,有时听别人谈起来某地有类似的石块或泥土,不管路程多远,他都连日赶去。经过寻访边区三十余处矿脉,林华终于找齐了制造玻璃的原料。

烧玻璃要一千度以上高温,火还要均匀,而在边区制造如此专业的炉子极其困难。林华不惧困难,主动向群众学习民间瓷窑烧制经验,潜心摸索,终于在1941年11月成功烧制出玻璃。试制中,为了连续观察玻璃烧制过程,林华往往一二十天不能好好休息。虽然有了玻璃生产工艺,但是要生产成品还有很多困难,林华一一克服。1942年春天,林华找到了第一位熟练的工人。1943年,建起边区第一个玻璃工厂,生产出了合格产品,其中针药管每年十几万个、痘苗管三到五万个,还有化学玻璃器材。延安用的油灯罩能够全部自给,与国统区产品相比质量毫不逊色。

此后,林华又创建了边区陶瓷工厂,悉心向群众学习调研,改进技术,生产出合格的耐火耐酸器具,直接服务于边区的军工生产和医疗事业。他还将自己创新的“矮窑高烟囱”技术,推广给群众。

白描之四:手动车床

1940年春,自然科学院为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积极筹建实习工厂。在边区政府支持下,学校接收了边区的“油灯工厂”。接收时,工厂只有六七个能加工白铁皮的工人,有的会一点钳工,只有很少的手工工具,一台破旧的台虎钳算是较好的设备。为提高加工能力,工厂从边区工业生产展览会的展品中,抽调了一部二尺半的小车床,然后制作了一个木质大飞轮,用手摇动,经皮带带动车床,就可以修配小型零件和制作机械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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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院学生的实习工厂

因车床长度不够,还用工字钢加长一段,把顶尖后移,就可加工一米多的织布机和轧花机大轴等零件。车床的配件不全,大家就自己动手配备,例如要挑丝扣时,带来的齿轮怎么也装不上,原来是车床轴头不匹配,后来设法将主轴去掉一小段,装上心子,并在车头箱体打孔安装作为过渡轮,这样就解决了挑扣问题。就是这部小小的车床,几年中出了不少力,干了不少活,满足了学校建设的需要,也为地方有关工厂解决了一些急需的配件。

白描之五:生活“漫谈”

“这种生活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敦促人们少犯或不犯错误。”校友常青山曾这样回忆。谈起延安时期的校园生活,许多老校友都对同学之间真挚的思想互助记忆深刻。

延安办学时期,学校每周都组织召开一次生活漫谈会,根据班组分组进行,从院领导到学员都必须参加,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大家总结一周来的言行与思想,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点名道姓地开展批评,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不存芥蒂。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得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在回忆录中,不少老校友们都曾表示,在艰苦战争环境中的生活会,对于人们防微杜渐,少犯或不犯错误,促进大家的进步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各班同学们自办的墙报也成了思想园地。

窑洞中、油灯下的生活漫谈会,既严肃又活泼,展现了边区师生的良好作风和蓬勃朝气,这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白描之六:学生工作的“小本子”

“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懂得怎样做工作,特别是不懂得怎样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徐老身教言教,手把手地教我工作,使我深受教育,不仅对当时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起了保证作用,也对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我懂得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革命者。”曾经在自然科学院担任过政治教育科长的黄传林在近半个世纪后曾经这样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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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院学生在开展思想交流

徐特立曾告诉黄传林,“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单有正确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徐老教得很细致,他告诉黄传林要有一个小本子,“记住学生的名字,知人知情,天天翻翻,记熟了,最后就不需要小本子了。”徐老还特别强调,要从每个学生的特点去记住学生,他举例自己记住邓维琛同学,是因为邓同学课余经常爱到马厩喂马。有些同学可以联系起来记,记住一位,就可以记住有联系的几位,如记住高平,就联着高英、高耀世,记得蔡明,就联系记赵迪、李冀、刘锐,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徐老说,“单单记住名字还不够,还要经常深入到班级、宿舍和他们一起活动,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黄传林在高校工作,仍然用徐老教导的这种思想和工作方法进行工作,因而对学生特别是对教职工的情况都很熟悉,见面喊得出名字,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

一段段穿越时空的回忆,一幕幕生动感人的校史片段,为我们呈现出85年前自然科学院师生们学习、生活和生产的精神风貌。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成就新作为。浸润延安精神的校风学风,仍在代代传承,成为指引和激励着我们干事创业、奋斗不辍的精神力量。

(来源:《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部分校友回忆录

编写:王征、郭广泽、王鹏、宋逸鸥、姜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