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镜明，1943年出生。1966年7月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毕业。1981年10月北京工业学院信息与信号处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1988年5月西德西柏林工业大学电子系通信技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我是1984年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通信工程博士学位的，那时，我已经迈入了人生第41个春秋。照现在年轻人的观点，我真可以算是一个“太学生”了。当时，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才实行几年，各个研究领域都亟需补充最新的、最先进的知识以缩小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对我来说尤为如此。

    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尽管改革开放以后通信工程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对当时国际上通信工程的前沿发展，我仍然知之不详，这样就很难在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因此，当我得知有机会到德国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年龄、语言、生活习惯、家庭负担等各方面的障碍都不能阻止我去德深造的决心。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出国留学的经历对我此后的研究、工作甚至人生都大有裨益。

    一

    上个世界80年代中期的柏林，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城市。初到柏林，我就特别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也深知自己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和肩上的责任之重。因此，尽快学成以自己所学回报祖国和母亲校的迫切愿望成了我努力学习的不竭动力。在柏林，我不但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理论知识，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实践机会，深入到实验室和企业直接学习最实用的技术。四年后，我顺利获得通信工程博士学位。

    我在德国学到的并不止于专业知识。众所周知，德国以“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著称于世。在去德国之前，感觉德国人比较刻板，特别“抠死理”，甚至还有点担心德国人会太过严肃而不好相处。然而通过学习和研究工作中的接触，我逐渐认识到，德国人的严谨投入和务求实效其实正是他们科学精神之所在，看似刻板的“德式”工作作风，正是做学问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学理工的人来讲，尤其需要培养这种认真的作风。

    多年以来，我始终受到德国文化的激励，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敢有丝毫放松，这种精神使我在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在德国的四年里，我把出国前外公赠送的“品如白璧，志在青云。敏而好学，德博专攻，学成回国，教育兼承，公诚勤朴”作为指针，当作座右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劲头，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晚上一两点才回到住处，导师称我是“最勤奋的学生”。毕业答辩前夕，导师一遍遍帮我修改论文，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在读期间，我一直和母校的同事们保持着业务联系，偶尔还寄些专业资料回校。我常提醒自己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学习，千万不能懈怠和马虎，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内心深处始终有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思念祖国，是每一个海外游子都体会过的。而对母校的思念，或许可以算是我个人独特的一种感情吧。很小的时候，我就梦想长大后能当老师。上中学时，班里有位同学的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每次他说起父亲的神气样子让我既好奇又羡慕，对大学老师更是神往不已。1966年，当我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时，长久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我有幸留在母校任教。从那以后，我几乎从未离开过北京理工大学。对我来说，北京理工大学不仅是培养我的母校，更是我工作、研究的阵地，是记录我每一步成长足迹的地方。母校的领导和同事，给了我赴德深造的机会，并不断激励我潜心学习。在异国的梦里，我所热爱的校园、同事和学生常常悄然而至。就这样，一完成学业，我就怀着将母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大学的愿望，立刻回国了。

    二

    一进家门，就看到年过古稀的母亲和岳母双双躺在病床上。妻子告诉我，在我读书期间，两位老人相继摔伤骨折，学校领导和同事们帮助联系医院做手术，帮助护理，还从经济上不断给予支持。另外，儿子初三没毕业就想摆摊经商是系里的同事们教育他完成学业并考上重点高中。得知这一切时，一向坚强的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深刻地感到，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是那样的沉重，饱含着学校领导、同事和亲人无限的爱和太多的期盼，我肩上的责任重大。

    之后，学校任命我为电子工程系教学系主任。一方面，我继续从事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在系里进行教学改革，负责学科发展与建设规划。在学校的支持下，几年之内，我在学校新开辟了数字移动通讯中的低比特率数字语音编码、信道编码、TCM技术、多址技术及无线ATM技术等研究方向，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通信工程”本科专业，填补了北京理工大学在数字移动通信领域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空白。该专业方向较新，对国内的各个行业有益，沉重容易就业，现已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深受学生青睐。

    作为一名教师，我格外重视培养人才，积极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数字信号处理”、“数字移动通信”、“现代电子技术专题”等课程，将我在国外所学先进知识传授给学生。我努力向我的德国导师学习，用他指导我的方法和态度指导我的学生。在近乎苛刻的要求下，我的46名硕士生、16名博士生、2名博士后相继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或了站而成为工作单位的技术骨干。

    尽管年年都有桃李芬芳的喜悦，但我明白，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在那儿所学的知识如果不及时更新，很快就会陈旧过时，不仅影响学科发展，更会影响学生成才。同时，在德国接受教育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是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知识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以企业为导向，才能掌握本专业的最新发展方向和关键技术。因此，为了使我的研究和教学能与时俱进，我主动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力争使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能的国际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1992年，我前往柏林工业大学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科研合作。当时有一个合作项目，十几个国家的科技人员都在努力争取，竞争非常激烈。在德国导师的帮助下，我抓住机遇，积极准备，经过严格考核，最终促成了我校和柏林工业大学通信技术研究所“数字移动通信中数字语音编码与信道编码技术”合作研究协议的签订，获德国国际合作研究中心“GTZ”五万马克的仪器设备及实验器材资助，在电子工程系建立了现代通信实验室。

    1996年8月我应邀去瑞典爱立信公司总部进行学术访问，基于我在数字移动通信领域的工作成绩，双方达成了“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关键技术合作研究”的意向，当年10月瑞典首相访华期间签订了备忘录，12月在北京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此合作分为两期：第一期为1997年1月~1998年12月，对方资助25万美元。第一期研究工程完成时，瑞典爱立信公司派专家来检查，对研究成果十分满意，我次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增加资助强度。第二期为1999年1月~2000年12月，对方也资助25万美元。经过两期的合作之后，对方决定与北京理工大学进行永久性合作，并在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北京理工大学、瑞典爱立信公司数字通信研究中心”，从事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该合作项目是首次用我国的知识产权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加加入WTO以后，必将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种情势下，要适应新世纪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把北京理工大学建设成为整体实力居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就必须大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因此，除了利用自己曾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优势，促成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合作之外，我还支持学校与瑞士洛桑高等工业学校、俄罗斯鲍曼技术大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等一批国际知名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同时注重在科技领域与国外大型企业合作。

    在注重合作的同时，我还积极承担了20多项来自各方面的科研任务，取得了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另外，我还在社会上承担了多项兼职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三

    回国14年来，除了科研和教学，我的另一工作重心是行政管理。1993年，我担任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主管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及科研等方面的工作。1999年7月，我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

    作为一校之长，我认为学校要发展，必须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就任校长以后，我及时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有关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学校发展战略，分析学校改革发展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及面临的形势。经过讨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注重学术，服务社会，改革创新”的办学思想，并提出了创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以及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建设思路。

    当然，创一流大学面临着许多困难，对我校来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办学经费。在我就任校长之时，正值国家启动“985工程”。我怀着极度迫切的心情和领导班子商定，根据学校现有的基础和实力，学校一定要抓住机遇，一定要进入“985工程”。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我和班子成员一起上下奔波，向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国防科工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在2000年9月60周年校庆当天实现了把北京理工大学列入一流大学进行建设的愿望。当我从教育部部长手中接过共建协议的时候，心情格外复杂，既为一个大目标的实现而由衷地喜悦，又为一个新起点的到来而深觉任务之艰巨。

    “一流大学”奋斗目标的提出和进入“985工程”，既鼓舞了北理工人，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国际高等教育的情况看，目前世界一流大学大多为“研究型”或“研究主导型”大学。我认为，北京理工大学有她60多年发展的特色，应该从实际出发，坚持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特别是以博士生培养为重点，实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结合。因此，在学校领导班子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我们明确提出“北京理工大学要向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目标，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首先，我认为，向研究型大学方向发展的关键是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其核心是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师队伍，是“一流大学”建设的保证。人才问题成为首要的问题。为稳定并吸引高素质教师队伍，我和校领导班子商量提出两项相关措施，一是落实岗位津贴改革方案，较大幅度提高骨干教职工的工资待遇，二是正确处理好学校教学、科研发展与教职工生活的关系，在提高教职工工资收入的同时，大力改善教职工的居住条件。另外，采取有效措施引进包括院士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特聘教授等高素质人才及留学归国人员。因为亲身经因过留学生活，我比局外人更明白为什么一些选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没有回来。他们并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留恋国外的优越生活，而是主要碍于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在国内没有好的条件去施行，无法继续开展在国外的一些研究工作。所以，要吸引他们回国，学校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在业务领域能不能够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为此，学校向学成归国人员提供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配备先进的实验室和精干的助手。北京理工大学的国家公派回归率由原来的71.4%提高到98%。学校还提出了树立“名校名师、爱才惜才、鼓励冒尖、人才非全才”等人才观念，设立了“首席专家”、“首席教授”、“骨干讲员”、“主讲教授”等岗位。这些观念和做法提高了教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了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结构，同时也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水平。

    其次，在队伍建设之外，我们还采取一系列手段加强学科建设。通过开展学科的调查研究，根据我校学科分布特点，本着需求牵引、合理规划、突出特点、着眼未来、动态发展、竞争择优、重点建设的原则，以在学科方向上具有鲜明特色，在兵器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水平上具有突出优势为依据，我们对学校现有学科专业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构筑了比较有特色的学科体系。近几年，我校增加了博士学科专业点11个、硕士学科专业点21个、博士后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授权点7个。通过建设，学校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实力得到加强，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构建了跨学科科研工作平台，大大增强了科研能力，提高了学校科技工作效益。

    第三，我认为，一流大学不仅具有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职能，还具有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职能。在德国留学时我就注意到，他们的大学教育与企业界联系非常密切，大学的研究能力和企业的生产、销售以及市场的需求紧密结合，进而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我认为大学应该利用自身优势服务社会、贡献国家。所以我认为大学应该利用自身优势服务社会、贡献国家。学校要紧紧抓住国家和地区的改革发展，特别是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急需高等学校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技术贡献的历史机遇，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北理工也不断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学校除了与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的数十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外，还与北京、云南、广东、陕西、新疆、吉林、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多个地方政府及一些大型企业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得到不少的荣誉和奖励：1997年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联合授予我“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1998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1年国家人事部、国防科工委联合授予我“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被北京市授予“依靠教职工办好学校的先进校长”等。这些荣誉和奖励我并不认为是只给我个人的。没有学校的全力支持，没有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没有群众的无私帮助，我不可能在工作上取得任何成绩。激励我工作的，是对祖国、对母校深深的爱。

    春天又一次降临人间，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窗外，杨柳吐出新绿，一派早春明媚的景象，中心教学楼在灿烂的春光下熠熠光辉，环境优美的校园，朝气蓬勃的学子，勃勃向上的生机使我心情飞扬起来。这就是我工作的北京理工大学，我亲眼目睹了她一步又一步的发展，她也见证了我一点一滴的进步。想起当年从德国学成回国时的宏愿，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任重而道远……